保潔墊

　　不知道從何談起，湖南武岡農婦鄧元姣的那最後72小時。據《新京報》報道，因家人超生而屢次申請低保被拒，癱瘓妻子鄧元姣被丈夫艾紹金“放賴”於鄉政府，三天后受傷身亡。“放賴”是湖南鄉野的一種說法，即通過把患重病的親屬留置於他處的手段，讓對方滿足其要求。在沒讀過書、不懂法律的艾紹金一家(包括他們周圍的人)眼中，一度認為這是最有效的訴求表達方式。
　　事情遠無法用簡單幾句話就能概括完整：一個經濟狀況原本還說得過去的農民家庭，一場大病便瞬間一貧如洗；申請低保卻遭遇地方“土政策”的非難，將是否繳納社會撫養費與能否領取低保掛鉤——— 因貧困而交不起“計生罰款”，又因交不起罰款而無法申請困難補助，乖謬盡顯；村幹部因基層選舉、村民舉報問題而涉嫌“挾私報複”———“你不選我，我不給你米吃”，當然，事發後可以盡情否認；村民表達訴求、維護權利，習慣以上訪、“放賴”的方式進行，這是基於舊有經驗出發的利害選擇；農婦被留置在鄉政府72小時後莫名受傷身亡，其間不乏蹊蹺，但鄉政府拒絕查閱監控視頻的要求，事件並未啟動調查便以“私了”的方式解決，以幾萬塊“人道關懷”做結，待遺體下葬時人錢兩訖……條分縷析後的農婦之死，悲慟莫可名狀，惟有一聲嘆息。
　　從任何一條線索出發，都確定無疑地可以牽出一個積重難返、欲說還休的大話題，但回到原點會發現，如果不是這樣一個出了人命的事件，這一切的一切又都不算是問題，而只是國民最普通的日常生活體驗。是的，這是生活，這是足夠真實但又異常殘酷的生活。
　　村民因病返貧，多次向村委會和鄉政府求助、申請低保，但基層政府卻以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為由拒絕。湖南省相關規定中，“違法生育且沒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者，不能享受民政、教育等方面的獎勵優惠政策”，但救急的低保無論如何也算不上“獎勵優惠”，這個道理並不難說清，卻在普通農民的現實生計中成為無法翻越的大山，橫亘在生與死之間。村民向上反映訴求的途徑，紙面上規劃的當然有很多，且一直有很多，比如基層民主的激活，比如法律渠道的訴訟。但對村民而言，被認為最管用的還是“放賴”——— 以某種訛人的方式謀求政府官員的重視。傳統的維穩邏輯之下，似乎只有“鬧”才有問題得到解決的可能，儘管可能性同樣微乎其微。村婦在鄉政府受傷身亡，監控視頻拒不公開，公安機關啟動的調查顯然不如其他行政部門的“滅火”有效率，人命對價幾何，各地有各地的標準，按部就班，人財兩訖，乾凈利索，但卻依然殘忍。
　　也就在最近，國家層面的信訪制度改革啟動，對信訪機構和其他行政機關處理信訪事宜提出程序和時限的要求，甚至以不受理越級上訪的方式來試圖引導基層民眾就地解決糾紛。反觀農婦鄧元姣之死，不難看到，宏大敘事從制度出發對公民個體所施加的關照，有太多細節需要落實，有太多對接性的制度設計需要激活。
　　“我們是農民，沒有讀過書，跟政府打官司，打不起”，這是死者家屬在接受當地政府“人道關懷”費用時的話。但在這場像極了交易的“人道關懷”中，農婦莫名受傷死亡的事件調查被人為迴避，家屬不得已而放棄質疑，基層政府樂見這種粗糙但卻頗具實效的處理方案。儘管，有可能真如政府工作人員所言，“不排除是自己摔傷”，但為了畸形的穩定也寧願放棄對事件真相的調查，放棄自證清白的機會。看似雙方自願的合意，卻各有各的無奈和妥協。
　　然而，農婦鄧元姣之死背後，暴露出來的所有問題都真實存在，而且依然頑強地生長和發酵，影響活著的人。每個月多100元錢的願望，在圍觀者看來是那麼微不足道，沒有、也不必付出生命的代價；原本應當有更妥帖的辦法，在矛盾最開始的地方得到處理；原本有更多制度上的設計，在矛盾發酵、拖沓的過程中隨時激活，將糾紛真正化解。農婦鄧元姣走了，得到一聲嘆息；農婦鄧元姣之死，不能只有一聲嘆息。　　（原標題：[社論]農婦鄧元姣之死，一聲嘆息）